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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十年，从楼上下来之后
长期以来，格非被认为是学者型、思辨型作家的代言。他这次选择一头撞向硬邦邦的现实生活，粗糙的语言让熟悉他的读者觉得不适，但格非认为“我还觉得不够直接”
本刊记者/杨时旸
“我就是想用一种比较粗糙的、随意的叙述语言来写这本书。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目标。”格非向前探探身子认真地说道。
47岁的格非早生华发，但是言语里毫无中年人的暮气，甚至无法从他的口音中听出南方人的绵软，他咬字清楚、中气十足。万圣书园的这间咖啡馆里，时不时有人回头向他看看。服务员小妹善意的窃笑，“格非老师又在那跟人谈人生呢”。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才明白，所谓‘准确的语言’有多难——打磨掉那种风格化的语言，用几句话切中你要描述的东西。”他指指桌上的新书《春尽江南》说道。
花了三四年，格非写出这部30万字的长篇，这是他三部曲写作计划的终结。10年前，他从晚清末年开始了三部曲的第一篇。直到今天，他终于把故事指向当下。
《春尽江南》是个异数
《春尽江南》的故事是从1989年开始的。
谭端午经历了一次幻灭。曾经的热情被瞬间冰封，然后他选择了疏离。他成为一个半死不活的方志办的工作人员，自己保持着诗人身份，用古典音乐和诗歌保护自己。几年后，他与曾经有过肌肤之亲的姑娘意外重逢，成为夫妻。时代已经大变。他们逐渐走进中年，妻子成为律师，以进取的姿态跻身中产，而谭端午仍与社会保持着暧昧而警觉的关系。围绕着夫妻二人，身边的朋友圈就如同整个社会的缩影，掘金的房产商、混日子的公务员、市侩的护士和老师、已经被时代抛弃的只会空谈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相互纠缠，生发出的故事成为中国当下文化精神衍变的写照。结尾似乎是作者有意给出的隐喻：一直以进取姿态企图融入世界的人们最终都因疾病或凶杀离世，一直与世界疏离的谭端午等人却成为幸存者。
“你说得很对，人物设计方面确实是有这两条线索。”格非承认。与格非同时代的作家中，已极少有人将笔触指向当下的现实，这部小说算是一个异数。作家们似乎无法直面过于真实又琐碎的城市生活，即使偶有触及，他们也更乐于用变形、抽象、魔幻的方式将其“文学化”——现实是个最熟悉却更难书写的真实，它容易使作品变得过于“通俗”，格非也没能逃脱。
有读者质疑，这部小说中很多情节更像“电视剧中的狗血桥段”。也有人质问作者，“为什么主人公总去7-11便利店买东西，那是小资才写的内容”。
“其实我每天都去7-11便利店给我儿子买吃的，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背景，跟小不小资无关。”格非顿一顿辩解道，“这么说很无聊，但是我告诉你，我书里的情节故事，80%都是真实发生的。包括出租房子被人占，黑社会来了、警察来了，这些都发生过。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本身已经足够戏剧化了吗？”
长期以来，格非被认为是学者型、思辨型作家的代言。他这次选择一头撞向硬邦邦的现实生活，确实让有些读者不适。除了情节，更让老读者意外的是语言的改变。20多年前，刚出道的格非使用着谜语般的句子，才华横溢；10年前，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中，他选择了古雅的言辞，缓慢从容，像江南黛瓦绿叶下的水滴，清澈而节制。但是这本《春尽江南》语言粗糙、俚俗。从表面上看，这是大踏步的倒退，但是作家自己却觉得这是一种进化。
“风格化的语言是容易的，小孩写作的语言都是风格化的。但是最直接的有力的语言是很难的。很多功夫在背后，不信你写个试试。”格非笑笑说，“甚至我觉得还不够直接，还应该更加不像小说一点。”
外界的争议无法调和，但作者本人已经认可了自己的转变。写作最初，他仍像之前那样缓慢的描述，最终自我废弃了五六万字，转成了现在的样子。无论格非自己是否愿意承认，如今的三部曲已经结束。他也早已与过去告别。与1980年代的那个先锋作家相比，如今的格非已经判若两人。
刘勇成名记
江苏长大的刘勇终于摆脱了要去给木匠当学徒的噩梦。
经过复读，他意外考入大学。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有着写作传统，刘勇也算“入乡随俗”。他一边逃课一边拼命自己读书，偶尔也写作。虽然看过不少西方文学，但仍不得要领。他总是摆脱不了“中心思想”和“主题”之类的东西，写一些关于书记选举、公社改革之类的文章，或者“一个人杀了三次都没杀死”之类的刺激故事。
大四那年，刘勇和同学去作方言调查。他去往千岛湖，漂亮的风景、芜杂的方言和奇怪的传说都让刘勇着迷。他开始酝酿写一些奇怪的东西。有时查查资料、看看方志，但仍没有头绪。直到有一天，他和一位同学乘坐14小时的慢车从建德回上海，他和同行的女孩聊天，直到对方昏昏睡去。没人知道，到底是怎样的灵光笼罩了刘勇。总之，他在一个绿虚线格的小本子上，刷刷地写下五千多字，那个瞬间，曾经严格的家教、中文系系统的训练全部崩溃。那种逾越界限的快感和纯粹好玩的恶作剧心态伴随着认真的态度都落在了纸上。
闷罐车厢里的人们昏昏沉沉，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写出了一部日后经常被文学史提及的作品。
回到上海，刘勇把这五千字扔到一边，一心想着工作分配的事。有一天，刘勇结识了一位《中国》的编辑，最后他把火车上写的这五千字整理成稿，寄给这本由丁玲主编的杂志。不久竟然发表。名为《追忆乌攸先生》。
1986年，中国作协在青岛召开笔会，曾发表“豆腐块”的刘勇应邀出席。会议上都是盛名加身的作家，比如北岛。那时，刘勇已是华东师大的青年教师。
笔会后回到上海的刘勇开始认真琢磨写作这件事。他痴迷地构思新故事——一个隐藏得很深的警卫员，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企图杀死他的旅长。他想以这个通俗的故事隐喻命运和历史的偶然，那时，他读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对生活感到神秘，觉得到处都闪烁着不可知论的证据。
他给小说起名《迷舟》，经朋友介绍寄给《上海文学》。两周后，遭对方退稿。看在中间人的面子上，刊物主编写了退稿信“这是一篇通俗小说，不能在《上海文学》发表。”
刘勇没心没肺地高兴“主编亲自写信”，朋友不服，将稿子送往《收获》，著名编辑程永新对刘勇挺冷淡。几个月后，刘勇的傲慢劲上来了，给程永新打电话“请你把稿子寄回来”。对方回答他“早发了”。
刘勇惴惴地翻杂志，果然已成了铅字。
就在小说发表前不久，朋友们劝刘勇起个笔名。他翻字典，在纸上写下“格”，再翻一页，哪个字都不配，凑合着找了个“非”。
从先锋、玄奥，到逐渐和解
文学运动突然就轰轰烈烈了。
“新生代诗人”“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界被越来越多的术语概括的热闹。
格非被批评家惊喜地发现了。与余华、苏童等人一起打包，被称为“先锋小说家”。客观的讲，这几个人除了喜欢共同的几位西方作家，有些师承的痕迹之外，其实各自创作风格并不相同。
格非是这些先锋小说家中最为“先锋”的一个。1987到1988年间，他写出了《褐色鸟群》。这篇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人物如在梦境，反复对话、追问，现实世界被打乱，重新组合。当其他先锋作家被以“叙事圈套”概括的时候，批评家只能用“叙事空缺”对格非进行暧昧的阐释。日后，这篇小说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
他不只一次地回忆过创作《褐色鸟群》时的状态。在与朋友打牌之后，格非有些晕晕乎乎地写下了那些梦幻的句子。这样的小说充满了文字游戏的聪明、自觉成为异端的勇敢和挑战正统的快感。
“即使当时是做游戏，那游戏做的时候也是严肃认真的。不像今天，游戏本身已经没有内容了。”多年以后，格非在记者面前如此回忆。
此后，格非顺利地写出多部作品。一条线索是诡异的先锋构思；另一条是好看却充满隐喻的故事。直到他写出长篇《欲望的旗帜》，一切戛然而止。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格非陷入巨大的迷茫。人们从精神世界迅速逃向物质天堂，社会心态的巨大错动，让格非不知所措。当时的文学圈流传着一个焦虑的疑问，“我们会不会被饿死？”作家从知识精英沦为市场弃婴。大家迅速转型，要么拥抱市场，炫耀财富；要么不得不停顿，比如格非。“我那时候想，老子就此搁笔什么都不写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他回忆。
那段充满焦虑的日子，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内心。儿子降生，他整日推着婴儿车在校园闲逛，还趁机读了博士，研究早被人遗忘的作家废名。焦虑症最严重的1996到1997年，有时他给朋友打电话，“不一定哪天我就不在了……”
2000年，格非从上海调往清华大学。他开始有能力与世界和解，连他自己也无法弄清释怀的原因，也许时间解决了一切。蔓延多年的青春期的尾巴终于被自己甩掉。“我有能力将这个社会纳入视线了。终于想写东西了。”他说。
翻找出曾经记下的笔记，他开始写作三部曲的第一篇《人面桃花》。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开首的这个句子安静且家常。格非以此与曾经告别。故事从近代革命时写起，第二部《山河入梦》的背景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直到今天的《春尽江南》，完结于21世纪的中国。这中间承载着数代人无法预知的命运，以及一个乌托邦从无到有、由盛及衰的悲悯。他已不再像“先锋”写作时期那样玩弄结构、炫耀才华，如今他更希望看到作品内容本身有动人的因素。
格非现在的生活几乎全部在校园，教书、写作，做些研究。每三四年是他的一个周期，完成一部长篇和一项学术研究。“下一部书的内容，我已经在想了。” ★
